1978年11月2日，辽宁省为项与年同志在沈阳举办了第二次追悼仪式。项与年同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在东北地区工作，因此辽宁省委对此十分重视。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也亲自到场，参加了这次追悼活动。
然而，令任仲夷感到疑惑的是，时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项南和妻子竟然也来参加了这场追悼会。这让在场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因为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他们之间似乎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任仲夷轻轻握住项南的手，低声问道：“你跟梁老是怎么结识的？”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项与年为了革命事业，曾用“梁明德”这个化名。出于对他的敬重，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梁老”。
项南觉得这事儿挺难办，只能对任仲夷实话实说：
“那是我父亲。”
任仲夷听完他们父子的经历，即便经历丰富的他也忍不住心生感叹。
革命时期，项与年和儿子项南被迫分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重逢。由于他们为人谦逊，从不张扬，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父子。这段感人至深的经历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短暂的相聚】
项与年于1894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的朋口乡。他从小聪明勤奋，还没正式上学，就开始自己埋头苦读。
项与年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立志要改变社会现状。1918年，他前往南京探望在法院担任法官的哥哥项廷爵。在此期间，他逐渐接触并接受了革命思想，最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就在项与年外出闯荡的那一年，他的妻子王村玉在家中生下了他们的长子，取名项崇德，也就是日后改名为项南的那个孩子。
项与年投身革命，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
那时候农村日子普遍过得紧巴巴的，穷人家连讨媳妇都成问题。项与年的媳妇王村玉，是他爹娘从小给他领养的童养媳。等项与年稍微大点了，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爹娘只好把他和王村玉一起过继给了开药铺的堂叔。堂叔家底厚实，能让他们过上好点的日子。
起初，堂叔和婶子对项与年照顾有加，不仅让他住下，还送他去私塾念书。然而，两年后婶子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对项与年的态度就慢慢变得冷淡了。
婶母的刁难让项与年心中燃起了不服输的火焰，这种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态，恰好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种子。
孙中山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首次携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右甲小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后，党组织派他去印尼开展工作，负责发展党员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才能，项与年在东南亚地区多次带领工人进行抗争。后来他遭到逮捕，经过当地华侨的调解，被关押五个月后获释，但被强制遣返离开印尼。
项崇德只有八岁那年，父亲突然离家远行。家里人当时并不清楚，项与年其实是投身革命事业，大家还以为他像往常一样，去南洋经商谋生。
项与年终于回来了，虽然衣衫褴褛、身无分文，但家人看到他平安归来，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钱财的损失不算什么，人安然无恙才是最值得庆幸的事。
项崇德原本盼着父亲回家后能多团聚，可现实却让他心凉了半截——父亲是回来了，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的时间依然少得可怜。
1927年，项与年从国外回到中国，根据组织的指示前往上海任职。他协助周恩来筹建中央特科，同时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作为掩护。此外，他在上海勃生路开办了一所名为复生小学的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一职。
直到1929年，组织安排项与年到闽西任职，他才顺道回了趟家乡，短暂停留探望。
那天夜里，王村玉紧紧握住丈夫的手，忍不住问道："这些年你一直东奔西走，音讯全无，到底在忙些什么？"
项与年对妻子说：“还有比赚钱更要紧的事。”
王村玉紧跟着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项与年说：“要让种地的农民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做工的工人都有活干，让生活困难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事跟红军没关系。
王村玉心里一惊，虽然她读书不多，但也从旁人口中听说过一些风声。项与年连忙上前拉住她，低声叮嘱：“这事可千万不能传出去，搞不好会没命的。”
为了让项与年在上海更好地隐蔽，组织安排王村玉带着孩子从福建山区搬到上海。当时12岁的项崇德和妈妈、小妹妹一起离开了大山，来到上海定居。
王村玉和丈夫聊过那次之后，虽然不清楚他平时具体在忙什么，但她心里明白，丈夫做的事情非同小可。搬到上海后，她没再打听过丈夫的事，还特意叮嘱孩子们，在外面少说话，别多嘴。
项崇德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让他记忆深刻，虽然和父亲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全家人总算团聚了。
项崇德小时候，家里总有些陌生面孔进进出出。这些人虽然身份各异，但项崇德都管他们叫“表叔”。有趣的是，这些人对他父亲的称呼却始终如一，都喊他“老梁”。
饭桌上，项崇德忍不住问父亲："爸，为啥大家都喊你老梁啊？"听到这话，项与年脸色骤变，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一旁的王村玉连忙拉住儿子，压低声音说："这不是在咱们老家，你只要专心念书吃饭就好，其他的别多问。"
1932年，项与年离开上海时，把正在强恕中学上学的项崇德托付给了在上海当老师的张雪澄。
当时，项与年改名叫梁明德，成功混进了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一职。
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了五省军政高层开会，项与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参加了会议后，意识到会议内容极为关键。会后，他立刻找到在司令部工作的项与年，将自己掌握的重要情报通过他传递了出去。
项与年和莫雄为了传递这份重要信息，想了个办法：他们把情报转成密码，藏在一本用四角号码编排的字典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项与年特意打扮成乞丐模样，甚至不惜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作为伪装。他一路从德安历经周折，最终抵达瑞金，成功将这份加密情报交到了周恩来手里。
根据这份关键信息，中央红军立刻制定了转移计划。
多年后，毛主席在回忆这段情报工作时，依然高度评价其贡献，认为它的作用不可估量。
【父子革命】
项与年离家后，这个家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丈夫离家后，王村玉独自挑起养育两个孩子的重担。最初，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给她安排了看管电台的工作，每月能拿到一些生活费，虽然不多，但总算能勉强维持生计。
随着上海局势日益紧张，敌人的搜捕行动愈发严酷。项与年用于地下联络的住所不幸被敌人发现，他的妻子王村玉和年仅七岁的女儿因此被捕入狱。好在他们的儿子项崇德那时正在南京求学，幸运地逃过了这场劫难。
项崇德回到家时，发现母亲和妹妹已经被捕。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面对这种情况，他完全无力营救关在牢里的亲人。无奈之下，他只能独自回到南京，一边继续学业，一边想方设法打听母亲的下落。
王村玉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敌人的审问下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平凡村妇。审讯者从她那里一无所获，只得继续关押。尽管王村玉熬过了严酷的审讯，可她的女儿却在监狱恶劣条件下染上了骨结核，背部逐渐化脓溃烂。
怕闹出人命惹上麻烦，对方不得不放了王村玉和她女儿。
项崇德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回家中，母子三人紧紧抱在一起，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王村玉妈妈以她独特的聪明才智，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你爸目前音讯全无，咱们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我打算回乡下老家。你要专心读书，学会独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
项崇德那时年纪还小，可母亲王村玉对他充满信任。尽管心中有些不情愿，他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分别前，全家人特意在上海的一家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张照片成了他们唯一的全家福。
王村玉返乡后，靠种几亩地过日子。可惜女儿生病走了，这让他深受打击。为了躲开敌人的追捕，他只好扮成乞丐，逃离了家乡。
在项与年投身革命事业后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儿子项崇德也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
项崇德在1932年就投身革命，这个时间比他父亲预想的更早。他曾经担任过少先队队长，到了1936年，党组织派他去福建长乐，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项崇德因参与抗日活动，被国民党政府盯上并受到打压。幸好，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上连城老乡罗心如等人的努力，他才得以脱险。出狱后，项崇德改名为项南，先是去了广西桂林，接着一路辗转到了香港，最后从香港前往苏北，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项与年、项南和王村玉一家从此各奔东西，音讯全无。父子俩虽然都在为同一个事业奋斗，但由于身处不同地方且改了名字，始终未能重逢。
1938年，项与年从上海出发，经过一番周折抵达延安。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奉命前往东北工作，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曾在松江省延寿县担任建设厅厅长，后升任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之后，他调任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继而担任旅大市农业局局长。在东北人民政府期间，他出任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此后，他回到辽宁，担任监察厅副厅长，并当选为辽宁省第三届政协委员。
项南于1938年成为中共党员，最初在顺昌抗敌剧团担任团长。1941年，他经过香港前往苏北新四军工作。到了1951年，他已经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和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项与年和项南父子俩，常因为无法明确解释彼此的家庭联系而感到困惑和不安。
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整顿作风和审查干部，项南感到很困惑。他完全不了解父亲的真实身份，只知道父亲是个商人，家里经常有各种人进出。
说起家里的事，项南总是含糊其辞，常用“大概”、“说不定”这样的词搪塞过去。
好在还有人对项南的事略知一二，及时给他提了个醒：
"你爸说不定是搞秘密工作的。" 这种特殊身份的人，连自己家里人都得瞒着，这是组织上的规矩。
项南仅仅简单地回应道：
“大概是这样。”
审查人员将项南的情况汇报上去后，项南意识到自己之前含糊其辞的回答对党组织极不负责，便主动要求重新修改。这让审查组感到左右为难。好在一位通情达理的领导出面，帮项南化解了困境。
眼下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家庭都走散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亲人的下落也是常有的事。就让他在实际行动中展现自己的价值吧！
王村玉这位母亲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她长期在闽西的深山里靠讨饭为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生活才有了转机。
在那个动荡的时期，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局派出一支慰问团前往闽西，向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区人民表达关怀。当时，不少人都在登记寻找失散的亲人。住在偏远山村的王村玉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忙去打听丈夫和儿子的下落。然而，父子俩都改了姓名，她多次寻找都未能如愿。
慰问团把王村玉的名字记了下来，整理成名单后寄到了上海，接着分发给各个单位。后来项南无意间在名单里看到了母亲的名字，这才把母亲从闽西的深山里接了出来。
那么，项与年老爷子现在究竟在哪儿呢？
【终于重逢】
项与年在东北打拼了好些年，心里始终惦记着远在家乡的老婆和孩子。
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项与年终于抽出空来寻找自己的孩子。他想起当年在上海时，曾托付给在当地教书的老朋友张雪澄照看。于是，他通过书信联系了张雪澄，得知儿子后来在皖北地区投身革命事业，但具体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的党组织结构尚未统一，当时分为两个省级区划：一个是负责皖南地区的中共皖南区委，另一个是管理皖北地区的中共皖北区委。
1949年3月，曾希圣被任命为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同时兼任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他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52年1月，当时皖南区委和皖北区委合并成为安徽省委，曾希圣随后出任安徽省委书记。
得知儿子或许在皖北一带，项与年马上联系了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曾希圣，恳请他协助寻找孩子的踪迹。
项南接到了这个任务，当时他正在安徽团省委任职，这是曾希圣直接交给他的。
我在东北有个老朋友，姓梁。他最近听说自己儿子在安徽做共青团的事，托我打听一下那边有没有姓梁的干部。
曾希圣并不清楚项与年的本名，只知道他有个名字叫梁明德。
项南回去后，按照名单逐一核实，虽然发现了十几位姓梁的干部，可他们的情况和曾希圣提到的完全对不上号。
在一次领导班子碰头会上，曾希圣向项南打听：“之前交代你调查的那个人，现在有结果了吗？”
项南显得有些为难，他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一无所获，而是把目前掌握的信息向曾希圣做了说明。曾希圣理解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调查起来确实不容易，特意邀请项南到家中，又补充了一些有用的细节。
我有个老朋友叫梁明德，老家在福建。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上海八仙桥附近安过家，家里有个儿子和女儿。
曾希圣把了解到的信息一五一十地全讲了出来。
项南得知对方曾在上海八仙桥附近居住，心头一震，不由得深有感触地表示：
"太有缘分了，咱们是老乡，我也曾在八仙桥那块儿生活过一段时间。"
曾希圣听完，感到挺有趣，便随口问了一句：
你住八仙桥哪个位置？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再次谈到父亲这个话题时，项南很坦率地表示：
我老爸在上海做买卖，我们一家子住在法租界那边的维尔蒙路上，具体门牌是德润里24号。
曾希圣听到这个地址，顿时愣住了。那可是当年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知情者寥寥无几。他立刻追问项南：“你怎么会住在那儿？”
项南没法细说，毕竟当时年纪还小。他对曾希圣讲，自己是跟着母亲搬到那地方的。但曾希圣一听就感觉不简单，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他直觉认为项南很可能是革命家庭的孩子。
你爸认识的人多吗？平时都有哪些人来你们家串门？
项南回忆说："那会儿家里挺热闹，经常有人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留着大胡子的叔叔，在我家住过一阵子。他带着我逛遍了上海滩，还特意领我去照了那种把人照得歪七扭八的镜子，可好玩了。"
“啊？”
曾希圣听到这儿，往事涌上心头。以前在上海那会儿，他曾在老战友梁明德家借住过一阵子，还带着梁明德的儿子游遍了上海。难道说……
项南听到曾希圣的话，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方，觉得这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忍不住直接喊了一声：“您是胡子叔叔？”
哎呀妈呀！
曾希圣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满脸欣喜地喊道：“终于找到了，你就是老梁家的孩子！”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项南就是项与年苦苦寻找的亲生儿子项崇德，而梁明德正是项南一直在寻找的父亲项与年。
他们各自在不同地方忙碌，一个在安徽，另一个在东北，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能抽出时间见面。
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会议，特意把父亲请到颐和园见面。这对父子时隔十多年，终于再次相聚。
这对父子虽然已经相认，但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他们各自都有繁重的工作要忙。再加上两人向来不爱张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特别是到了1968年，随着曾希圣的离世，了解项与年和项南这对父子之间关系的人几乎所剩无几。
1978年秋天，10月2日那天，项与年老人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旅程，在福建龙岩与世长辞。
正巧那时候，项南正要带团出国考察农业机械，刚走到登机口，就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强忍悲痛，还是决定按计划出发。上飞机前，他让妻子先回家处理父亲的身后事，自己则继续完成这次重要的公务。
龙岩地委特意为项与年的逝世组织了一场悼念仪式。
项南这一生，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从不追求浮华与虚名。他的为人处世，正如他的人生信条一样，简单而真诚，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种踏实、内敛的品格，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成为他最为鲜明的个人特质。
1980年底，中央调派项南前往福建，担任省委常务副书记一职。到了1982年初，他又被任命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4年2月，邓小平亲赴福建厦门考察经济特区。当时，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建设自由港的构想，这一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项南为厦门经济特区的腾飞和福建经济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